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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在线新闻网     2017-12-12 08:32:46     手机看新闻    我要投稿     飞信报料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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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·黄英》以安贫乐道、耿介清高的读书人马子才为男主角,写他因癖好菊花而与菊精幻化的黄英、陶三郎姐弟结缘,并发生了一系列喜剧性的纠葛。马子才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,但看不起商人。而黄英、陶三郎身为陶渊明的后代,却有意为祖上一翻贫穷旧案:先是“卖菊亦足谋生”;在卖菊致富后,又“一年增舍,二年起夏屋”;“渐而旧日花畦,尽为廊舍”。马子才不能容忍这种卖菊置产、有损清德的举动,黄英姐弟则坦然以为“自食其力,不为贪;贩花为业,不为俗。人固不可苟求富,然亦不必务求贫也”。

  《聊斋志异》中有较多涉及商业的小说作品,除了《黄英》外,还有《罗刹海市》《白秋练》《雷曹》等。对这些作品,吴组缃、于天池等学者先后给予了高度关注。其主要见解可大体概括为下述三个方面:一、逐步形成的商业意识已对“农本商末”的传统观念造成了有力冲击。二、《黄英》等作品初步展现了商业资本的流通过程。三、黄英姐弟的经营方式是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范例。这些见解,对《黄英》商业思想的解读而言,颇有新意,但仅仅关注商业意识和商品的生产与流通,未免单调。本文进一步从经济学角度加以解读,至少可以得到两点新的启示。

  其一,从经济学角度解读《黄英》,可以看出,在现实经济生活中,由于偏好的存在,人们对不同品种及不同质地商品的需求有所差别,商品生产者正是依据丰富多样的需求来解决诸如生产什么、如何生产及为谁生产等问题,以期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和技术。

  《黄英》中的马子才“世好菊,至才尤甚”,“闻有佳种,必购之,千里不惮”。马子才作为菊花这一商品的消费者之一,将菊作为赏玩的对象,把艺菊作为“风流雅士”的标志,这一事实指明了菊花作为社会资源的最终用途。与之相对,同样对菊喜爱有加的陶氏姐弟则不仅在艺菊中获得情趣,同时也将艺菊作为谋生致富的手段,他们利用了市场对菊的需求,成为此种消费品的供给者。由于可利用资源并不充分,白手起家不是一件易事,所以“马所弃残枝劣种,陶悉掇拾而去”。陶三郎凭借自己高妙的种植技巧,将这些残枝劣种一一培养成了“目所未睹”“罔不佳妙”的“蓓蕾”,具有良好的市场效益。“菊将开”,“其门嚣喧如市”,“市人买花者,车载肩负,道相属也”。数日后,终因花卉品种单一且尽是域内品种,新意不大,而门庭略寂。陶三郎对市场的反应极为迅速,他立即“以蒲席包菊,捆载数车而去。逾岁,春将半,始载南中异卉而归,于都中设花肆,十日尽售”。陶三郎利用不同地域的人对异卉的偏好,精心培植市场需要的各类品种,成功赚取了巨大利润。

  不难看出,稀缺性是调节市场需求与供给的杠杆。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,价格是一种信号,如果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需求增多时,价格就会上升,从而传递给生产者一个信号——需要更多的供给。具体到《黄英》,读者不能不钦佩陶三郎对“稀缺性”的准确把握:优质花种是稀缺的,所以金陵客“多方为之营求”,才“得两芽”,也正是因为陶三郎对优质花种难以求得的境况深有了解,他才会将“马所弃残枝劣种”,“悉掇拾而去”,“问之去年买花者,留其根”;技术是稀缺的,所以马子才在亲见“新插者已盈尺”后,“大奇之,苦求其术”,也正是因为陶三郎具有其他种植者所罕有的精妙技艺,他才能把菊花培植得格外出色;优质菊花是稀缺的,所以陶三郎“于都中设花肆”,才能“十日尽售”,也正是因为陶三郎深知市场对奇异菊花的需求量大,他才会在菊花售尽的情况下,“复归艺菊”。对“稀缺性”的准确把握,让陶三郎的产业欣欣向荣。

  其二,从经济学角度解读《黄英》,还可以看出,读书人以正当的方式“求富”,不仅有助于维护个人的尊严,而且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;一个文化产业的兴盛,在提升社会福利的同时,还提升了大众的审美情趣。

  在古代作品中,商人通常被排斥在诗意之外,所谓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,写的就是商人世俗的缺少诗意的一面。与这种描写形成对照,《黄英》却突出了黄英的不俗。马子才责备黄英卖菊置产有损“清德”,黄英意味深长地答道:“妾非贪鄙。但不少致丰盈,遂令千载下人,谓渊明贫贱骨,百世不能发迹,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。”陶渊明是千古“隐逸诗人之宗”,黄英认陶渊明为祖上,这就赋予了其人生一种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情调。正是以这种情调为基础,《黄英》对黄英和马子才的行为方式展开了对比描写。如果说陶渊明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只能“独善其身”,黄英则试图以经商的方式“兼济天下”。马子才固执地视经商为贪鄙,他意识不到,经商也可以成为改善社会的方式。一个高格调的文化产业,只有高素质的文化人才能经营;而一个高格调文化产业的兴盛,意味着社会在某一层面上文化水准的提高。这正是黄英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。她以陶渊明的后代自居,也就是以读书人自居。提升社会福利和大众审美情趣,在黄英姐弟看来,乃是读书人分内之事。

  读书人的长处可以从两方面界定:一是其品格,二是其才具。黄英姐弟作为新型的读书人,在成功经营文化产业的过程中,以其品格和才情为读书人赢得了尊严和成就感。相比之下,拘泥传统信念的马子才,其诸多行为便显得迂腐可笑。读者有理由这样调侃马子才:为何不能抛开“清德”这一装腔作势的面具,摆正心态,堂堂正正做一个经营文化产业的新型儒商。一方面,马子才具有一定的艺菊技巧和可利用的资源,可以迅速进入市场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,从中赚取利润;另一方面,随着人们消费产品日益的多样化,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会变得丰富起来,审美情趣也会随之提高。两方面均得到了效用的满足,这是一件多好的事情。其实,读书人的现实作用本应如此——不仅是自身修养的塑造者,更是社会整体修养的塑造者。经营文化产业,不仅是为了追求利润,也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,并在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,推进社会状况的改善。可以说,黄英是马子才的榜样,也是现代儒商的榜样。

  (作者:陈庆,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)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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